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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留给的文化思考与政治财富

时间: 2012-03-19作者: 梁 衡来源: 《范仲淹研究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当然,读文章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读。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须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流传一句话: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标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这两《表》的影响力,已在逐渐减弱,特别是《陈情表》,已鲜为人知。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岳阳楼记》,却丝毫没有因历史的变迁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历经岁月的沧桑,愈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呜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该怎样做文章——文章达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在下评语前,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标准。概括地说,可以叫做“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写应用文、写公文。文者,纹也,花纹之谓;章者,章法。文章是一门以文字为对象的形式艺术,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并通过这个法则表达作者的精神美。“二为”是写文章的目的,一是为思想而写,二是为美而写。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既要有思想价值,又要有审美价值。文章有“思”无美则枯,有美无“思”则浮。“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层次的美,或日三个境界。古人论诗词就有境界之说。我现在把境界再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绘出逼真的形象,让人如l临其境,谓之“形境”,类似绘画的写生;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叫人留恋体味,谓之“意境”,类似绘画的写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让你口服心服,谓之“理境”,类似绘画的抽象,如毕加索。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指要达到这三境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这一切,又都得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达。这就是“一文、二为、三境、五诀”之法。以这个标准来分析《岳阳楼记》,就会惊喜地发现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就不难明白它为什么称得上千古第一美文。请看全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有六个自然段。

第一段叙写这件事的缘起。以事起兴,作一个引子,用“事”字诀。

第二段描写洞庭湖的气象,铺垫出一个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气写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诀。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设想了两种“览物之情”,创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通过景物描写营造气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诀和“情”字诀,由“形境”过渡到“意境”。连用霪雨、阴风、浊浪、星隐、山潜、商断、船翻、日暮、虎啸、猿啼等十个恐怖的形象,然后推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伤感情境。连用春风、丽日、微波、碧浪、鸟飞、鱼游、芷草、兰花、月色、渔歌等十个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快乐情境。

第五段,导出哲理,作者将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设问:有没有超出上面那两种的情况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这种人超出物质利益的诱惑,超出个人的私念:在朝为官,不忘百姓;被贬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时忧天下,危难时担天下。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乐呢?到文章快结束时才推出一声绝响,一个响亮的哲理式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要做这样的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的是“理”字诀。这个道理一下讲透了,这个标准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还要永远管下去!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题,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官员都有忠奸、公私、贤愚、勤惰之分。而公而忘私、“先忧后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精神财富。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为人、为臣的本质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讲完这个结论后,文章又从“理”回转到“情”:“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写出一种向往和惆怅。

第六段,不经意间再轻带一笔转回到记“事”:“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照应文章的开头,像一个绕梁的余音。至此文章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没有用典),形美、意美、理美三个层次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说出这一句话,这一个理,就不会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学艺术,是口号,是社论。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铺垫,而且全都用优美的文字来表述,用了许多修辞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现之前,已先收“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俱全,再加上贯穿始终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分别达到了很难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滕王阁序》里的一句话,就是“四美具而二难并”了,是一种高难度的美。

2.文章的两类作者:政治家与文人

虽然给出了一个“一文”的要求、“二为”的宗旨、“三境”的标准、“五诀”的方法,但并不是谁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写出好一篇好文章。就像数学课上,不是老师教给一个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这还得有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

凡古今文章,从作者角度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文人、专业作家的作品。作者先从文章形式人手,已娴熟地掌握了艺术技巧,然后再努力去修炼思想,充实内容,但无论如何,由于阅历所限,其思想总难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个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业绩,其难也哉!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之作。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人手。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具而二难并”。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这类人的“道德文章”,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等人的文章。这些都是政治家之文。政治家美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个性的思想。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另一脉,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现代的许多专业作家的“文人文章”。因为文章第一位还是表达思想,“理境”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人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况且文人求“情”而不求“理”,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个性的情感。常“美”有余而理不足。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家,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缘入列。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人文人之列。

所以要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

 

        二、该怎样做人——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无奴气,有志气

范仲淹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流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朱家的,你有什么资格说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据说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竞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日:“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昧,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毫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只用了五年。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你过你的路,我读我的书,何必涎着脸去自我表现,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好一些,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

范自己有独立精神,他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也就格外敬仰。景祜元年(1034),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光武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居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日:“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道:

呜呼! 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不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鹜,溯大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此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他以诗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他所描写的狄仁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牺牲精神——为官不滑,为人不奸

怎样处理公与私关系,是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标准。熟悉的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宁可我负人,决不人负我。有的人处处为国着想,为别人着想,关键时刻可以牺牲自己。如果社会上都是第一种人,那么,这个世界成天尔虞我诈,偷砖拆瓦,早就毁灭了。幸好还有这第二种人,社会才和谐,才进步。范仲淹一生为官不滑,为人不奸。他的道德标准是只要为国家,为百姓,为正义,都可牺牲自己。兹举两例。

宝元元年(1038),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吴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康定元年(1040)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荡平,孤悬于敌阵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机,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

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他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佑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便令就地筑城,仅仅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小范老子”(西夏人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大范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介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仲淹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及第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是定川砦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机。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15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是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然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而贬到了岳阳。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他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三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

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在我写关于瞿秋白的《觅渡》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的坚定。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殊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爱吾师更爱真理。

范仲淹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击。主帅命令出击,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击。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这个问题恐怕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你看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必能为事业从容牺牲自己。许多政治家自不必说,科学家亦然。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我在官场几十年,目之所及,已数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让你落泪,又让你失望。有的官员专研究上司所好,媚态献尽,唯命是从。上发一言,必弯腰尽十倍之诚,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费公家千倍之财,以博领导一喜。这种对上为奴、对下为虎的劣根性人格,实在可悲。而我的一位领导,战争时期就当记者。工作中他常说,对上负责,先要对实际负责。这种实事求是,又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着这些后进。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现在最需要的。《岳阳楼记》是一面镜子,能照一千年,一万年。这就是好文章的作用,是经典的魅力。

 

          三、该怎么样做官——忧国、忧民的为政之道

孙中山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再说白点,就是治理国家,为百姓办事。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地域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也可以说是留给的三笔政治财富。

一是忧民。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服务心,是怎样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有的人为官,做民众的牛,在服务和奉献中享受快乐;有的人做官,骑在民众的头上作威作福,在攫取和占有中满足私欲。但人民永远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权都是靠人民来支撑。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民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努力在实践中贯彻。他认为君要“爱民”、“养民”,就像调养自己的身体,要十分小心,要轻徭役、重农耕。特别是地方官,如果压榨百姓,就是自毁邦本。

范仲淹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27岁中进士到天圣六年(1028)40岁进京任职前,已在基层为官13年。如果说27岁以前的“断齑划粥”,书院苦读,使他熟悉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论,坚定了他的忧国信念,这13年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则练就了他的忧民之心。这期间,他先后转任广德(今安徽广德)、亳州(今安徽亳县)、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南通一带)、楚州(今江苏淮安)五地,任过一些掌管刑狱的幕僚小职,最后一任是管盐仓的小官。他表现出一个典型的有知识、有理想、又时时想着报国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为。他按儒家经典的要求“达则兼善天下”,但是却扬弃了“穷则独善其身”,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去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办事,并时刻思考着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稳定。

这期间他较突出的一件政绩是修捍海堤。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泰州,任一个管理盐仓的小官。当时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于淮水之南,东临黄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灌,冲毁盐场,淹没良田,不但政府盐利受损,百姓亦流离失所,逃荒他乡。范仲淹只是一个管盐场的小官,这些地方上的政务、经济上的事本不归他管,但他见民受其苦,国损其利,便一再建议复修捍海堤,政府就干脆任他为灾区中心兴化县的县令。他制订规划,亲率几万民工日夜劳作在筑堤工地。一次大浪淹来,百多人顿时被卷入海底。一时各种非议四起,要求停工罢修,范力排众议,身先民工,亲自督战,前后三年,终使大堤告成。地方经恢复,国家增收盐利,流离的百姓又回到故乡。人们感谢范仲淹,将此堤称为“范公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范,以之为荣。就是直到今天,能为范仲淹之后仍是一种光荣。全国为纪念他而建的希望小学就有39所。

出身贫寒、起于基层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么变,忧民之心始终不变。明道二年(1033),江淮地区旱蝗成灾。时范已调回朝中,他上书希望朝廷派员视察,却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又忍不住了,冒杀头之祸,去当面质问宋仁宗:“在上面要时刻想着下面的百姓。要是您这宫里的人半天没有饭吃会是什么样子?今饿殍遍野,为君的怎能熟视无睹?,,皇帝被他问得无言以对,就顺水推舟说:“那就派你去赈灾吧。”当年他以一个监盐税的小官因上书自讨了一个修堤的苦差事,这次他这个谏官,又因言得差,自讨了一份棘手难办的赈灾之事。但从这件事情上倒让看到了他的办事才干。他一到灾区就开仓济民,组织生产自救。赈灾结束回京后,他还特意带回灾民吃的一种“乌昧草”,送给仁宗,并请传示后宫,以戒宫中的奢侈浪费。我想,他的这个举动肯定又引起宫中人的反感。您去赈灾,完成任务回来交差就是,何苦又要借机为宫里人上一堂课呢?就你最爱表现。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总结的:“一日登朝,则不知忌讳。”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属,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因此,深得百姓拥护。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范晚年知青州,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今天,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报务。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国。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想着“君”,而他所说的“君”则代表国家。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忧君便是忧国。于是,以“君”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臣,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忧君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说真话,提意见,犯颜直谏,“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为对君提意见,说真话,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城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官宦、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忧君”,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朝中实际上两

“君”。一个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嫔妃,只有“修仪”名分,但她很会讨真宗欢心。皇后去世,真宗无子,嫔妃们都争着能为真宗生一个孩子,好荣登后位。刘修仪自己无能,便想出一计,将身边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给皇帝“伺寝”,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人宫中,作为己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刘随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后她又当上太后,长期干预朝政,满朝没有一人敢有异议。范新人朝就赶上太后过生日,要皇帝率百官为之跪拜祝寿。范仲淹认为这有损君的尊严,君代表国家,朝廷是治理国家大事的地方,怎么能在这里玩起家庭游戏。皇家虽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礼国礼不能混淆,便上书劝阻:“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干脆再上一章,请太后还政于帝。这一举动震动了朝廷。那太后在当“修仪,,时先夺人子,后挟子封后,又扶帝登位,从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现在已20年,满朝有谁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一个刚来的图书校勘管理员就敢问帝后之间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这种不懂家规的臣子?他即刻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任副长官——通判。他第一次进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阁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处江湖之远,时时想着能伴君左右,为国分忧,现在终于进京,却一张嘴就获罪被赶出京城,这朝中到底是行的什么规则?(他不知道一千年后,人们发明了一个词,叫“潜规则”。)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范仲淹第二次进京为官是三年之后,皇太后去世。也许是皇帝看中他敢说真话的长处,就召他回朝做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我国封建社会的政府监察体制分两部分。一是谏官,专门给皇帝提意见;二是台官,专门弹劾百官,合称台谏。到宋真宗时,谏官权已扩大到可议论朝政,弹劾百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台谏制度有其一功,它强调权力制约,是中国封建制度中的积极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来监督,勿使放任而误国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溥仪共334位皇帝,就曾有79位皇帝下罪己诏260次,作自我批评。这种对最高权力的监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封建政治中积极的一面。范二次进京所授右司谏官的级别并不高,七品,但权大、责大、影响大。范仲淹的正直当时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欢迎。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说太后坏话。郭皇后正直,揭穿其伎,相位被罢。吕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买内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时机。时皇帝与杨、尚两位美人热恋。一日,杨自恃得宠,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挥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颈上。吕和内侍便乘机鼓动皇帝废后。

后与帝都是稳定封建政权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关国运。就是现代社会,第一夫人也会影响政治,影响国事。范仲淹知道这种家事纠纷的背后是正邪之争,皇后易位的结果是奸相专权。他联合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数人上殿前求见仁宗,半日无人答理。司门官又出来将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他的犟劲又上来了,就手执铜门环,敲击大门,并高呼“皇后被废,何不听听谏官们的意见!”这真是有点不知高低,要舍命与皇帝辩论了。看看没有人理,他们议定明天匕朝当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准备出门。妻子牵着他的衣服哭着说:“你已经被贬过一次了,不为别的,就为孩子着想,你也再不敢多说了。”他就把九岁的长子叫到面前正色说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来,你和弟弟好好读书,一生不要做官。”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计时之器,待漏院是设在皇城门外,供百官暂歇等候皇帝召见的地方。范仲淹这次上朝是在明道二年(1033),比这早46年,雍熙四年(987),宋太宗朝的大臣王禹傅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记》,分析忠臣、奸臣在见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说,当大臣在这个地方静等上朝时,心里却在各打各的算盘。贤相“忧心忡忡”。忧什么?有八个方面:安民、扶夷、息兵、辟田、进贤、斥佞、禳灾、措刑。等到宫门一开就向上直言,君王采纳,“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而奸相则“假寐而坐”,“私心。睹帽”,想的是怎样报私仇、搜钱财、提拔党羽、媚惑君王,“政柄于是乎堕哉,帝位以之而危矣”。他说,既然为官就要担起责任,那种“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态度最不可取。他还要求把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墙上,以戒后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时壁上是否真的刻有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时的确是忧心忡忡。他忧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乱大。这种家务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爱谁、娶谁,休妻、纳妾也没有人管。你是一国之君啊,君行无私事,君行无小事。枕边人的好坏,常关政事国运。历史上因后贤而国安,后劣而国乱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个唐朝,长孙皇后帮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纠正他欲杀魏徵这样的坏念头;杨贵妃却引进家族势力,召来安史之乱。

他正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劝谏皇上,忽然传他接旨,只听宣旨官朗朗念道,贬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庐附近),接着朝中就派人赶到他家,催他当天动身离京。这果然不幸为妻子所言中,顿时全家老小,哭作一团。显然这吕夷简玩起权术来比他高明,事前已做过认真准备,三下五除二就干净利落地将他赶出京城。他明道二年(1033)四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第二次进京做官只有一年时间。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遭贬,是性格使然,还有几分书生气,这二次遭贬,确是他更自觉地心忧君王,心忧国事。平心而论,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为,君臣关也曾出现过短时蜜月,但随即就如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他离京后渐行渐远,忧君之心却越来越重,正如后来在《岳阳楼记》里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这就带来了“君”的两重性和“臣”的两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遇明君则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恳为国;遇昏君,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玩忽国事。“忧君”的实质是忧君所代表的国事,而不是忧君个人的私事。一个领导集体,有君必有臣。忠臣忧君不媚君,总是想着怎么劝君谏君,抑其私心而扬其公责,把国家治理好。奸臣媚君不忧国,总在琢磨怎满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当然,奸臣这种行为总能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忠臣的行为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过忧君而忧国、忧民,所以,当这个“君”与国、与民矛盾时,他就左右为难。这是一种矛盾,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悲剧考验出忠臣、贤臣的人格,而这种犯言直谏的人格之美又超地域、超时代,成了一种可贵的政治品德、政治文明。

范仲淹的忧国还突出表现在忧政,即政府机关的自身建设。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半个多世纪,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之前,范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景祜三年(1036),他拿着这图去面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正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决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他景祜二年(1035)三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竞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恩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龃龉,词乃暌戾……天下指之为狂士。”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决不与腐败的吏治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范仲淹也是这样。自景祐三年(1036)被贬外地四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康定元年(1040),他被派往延州(今陕西延安)前线指挥抗战。庆历三年(1043),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官员的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读这篇《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他条陈的第三条是改革贡举,选拔官员,第四条是选任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职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邻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冬天,他又调邓州(今河南邓州),而他的庆历新政的战友们富弼贬青州(今山东益都)、欧阳修贬滁州(今安徽滁县)、滕宗谅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尹洙贬筠州(今江西高安)。这时还不像前三次那样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义势力、忠节老臣全军覆没,扫地出门。范仲淹当年曾戏说,如再被贬就请准备一只整羊来祭他,现在连祭他的朋友也没有了。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深刻思考。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经57岁。自27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经31年。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然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宗谅(字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宗谅是他同年中进士的年兄,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就是因为他敢做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就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但滕宗谅总是这样乐观,这次贬岳阳,才两年就政绩显著,还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人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阻劝,长子随他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洋洋洒洒,震大干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他将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全都熔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艺术,光照千年。”

这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艺术性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为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人史册。